张澜简介

张澜

（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张澜（1872年4月2日—1955年2月9日），字表方，汉族，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清末秀才[1] 。中国民主革命家。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2]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代表作品

《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论五常》《张澜诗集》《四勉一戒》《墨子贵义》

张澜大事年表

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生于四川

省南充市(今四川省西充县)。

1894年，考中秀才，不久补廪生。

1902年，入四川尊经书院深造。

1903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宏文书院学师范。

1905年，回国，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1] 。

1906年，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 。

1907年，创办高等小学和瑞明女校[1] ，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

1909年起，参加立宪派，任四川咨议局议员[1] 。

1910年，任四川游学预备学堂修身教习兼斋务长。

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发起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四川人民开展保路运动[1] 。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并创建南充县立中学、南充实业学校、南充蚕业社[1] 。

1913年4月，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 。

1917年11月，任四川省省长[1] 。

1919年（五四运动）后，支持新文化运动和青年出国勤工俭学[1] 。

1920年，回四川办中等教育，并创办《民治日报》[1] 。

1925年7月起，任成都大学校长[1] 。

1927年后，发起组织四川乡村建设期成会，推行乡建运动[1] 。

1935年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1] 。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四川省抗战后援会主任，四川建设委员会川北办事处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 。

1939年，参与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 。

1941年3月，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旋被推选为民盟中央主席[1] 。

1943年9月，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1] 。

1945年12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提出民盟的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1] 。

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 。

1946年11月，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其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 。

1949年，因拒绝去台湾遭软禁[1] 。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继续当选为民盟第一届中央主席[1] 。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 。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3]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张澜生平经历

张澜求学任教

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张澜生于四川

省南充市中和乡(今四川省西充县莲池乡)张观沟。其父张文倬是秀才，在乡村任塾师。张澜从小随父读书，1894年中秀才，不久补廪生。1902年入四川尊经书院深造。1903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1904年因倡言慈禧太后应归政于光绪帝被押送回国，任四川顺庆府（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1] 。

1906年，赴成都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 。1907年返回南充，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并先后创立初、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塾。1909年起参加立宪运动。1910年，张澜应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聘，任学堂修身教习兼斋务长，是年冬返南充。

张澜领导保路

1911年，清政府

将川汉铁路路权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用以举借外债。清政府的这一行径，损害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于是各县推选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商讨对策，张澜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张澜等9名领导人。张澜遭到囚禁和生命的胁迫。凶讯传出，全川各县保路同志会动员武装群众10余万人，围困了成都城。清政府速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数千人入川解围。新军在途中发生兵变，端方伏诛，迫使赵尔丰释放张澜等9位保路运动领导人。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防空虚，造成了革命起义的有利条件。孙中山曾经说过，若无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

张澜参与倒袁

1912年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既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川继起声援，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1917年11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年离川留居北京。

张澜开设新学

张澜早年留学日本，日本的维新富强与教育事业的发达，对他启示颇大。

回国后，积极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在创办南充中学时期，倡导学用结合，除普通中学外，增设农、工、医及师范等职业班，附设农场、工厂、医院供学生实习。

1920年，他在北京以四川省长名义与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捐助他的好友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

1925年，他任国立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校长时，采取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蓄方针，坚持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他不顾校内外顽固守旧派反对，允许校内三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和国家主义者的惕社）同时存在，自由争鸣。学校办有《科学思想》刊物，邀请进步人士撰稿，宣扬科学与民主。在他的开放政策下，社会科学研究社在校内扩大了影响，一时成为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

1930年为抗议国民党压制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辞职回南充，继续从事中小学教育。

张澜创立民盟

1934年受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邀请，出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四川，他同中国共产党人联系，促进地方实力派与红军达成联合反蒋协议，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受聘为国民参政员，频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

1939年11月他与黄炎培、章伯钧等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是促进团结，共同抗日，实施宪政。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继续担任主席。他领导民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43年他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抗战胜利后，张澜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破坏政协的行为。

张澜献身民主

1946年11月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张澜带动民盟坚决抵制，拒绝出席。随后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张澜等被迫在1947年11月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1948年初，沈钧儒等在香港决定恢复总部，同共产党合作，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张澜不仅在政治上予以支持，还在经济上给予资助。1949年春国民党当局将他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企图劫持，加以杀害，后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营救方得脱险。

张澜建言献策

参政议政

1949年6月，张澜等由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2月20日，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继续当选为主席。

1950年，他发表文章说：“当今，我们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在政府中，我们担负了一部分责任。今后，我全体盟员自应以更坚强的信心，更整齐的步伐，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奋斗。”

1954年9月，我国公布了建国以后第一部宪法。张澜发表《为制定我国第一个人民宪法而努力》的文章，文中提到“这个宪法草案，一方面是记录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成果的丰碑，另一方面又是在我国建设繁荣幸福的新社会的蓝图……今后，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

张澜主要成就

张澜教育事业

张澜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创办小学、中学和女校，他办的新式学校．对当时四川教育的革新起了先锋作用，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前往就学；政治方面，他领导民盟始终坚持和平、民主、统一的主张。抗战胜利后，响应中共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反对内战。

他的学生遍及四川乃至全国。张澜的学生、曾经长期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和四川省政协主席的任白戈在纪念张澜诞辰110周年的诗中写道：“嘉陵江上一巨人，才高八斗气纵横”，“海内盟员皆后辈，蜀中学子半门生”。1942年张澜70寿辰，黄炎培等好友及门生都来为张澜祝寿。

1906年，朱德闻张澜盛名，舍近求远从仪陇到顺庆府（南充）中学就读，受教于张澜。

当张澜知道朱德家境贫寒后，对他勉励有加。在张澜的熏陶下，朱德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第一次接触到“革命”二字。后来，在张澜的鼓励下，朱德又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学习。

朱德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老师。抗日战争时期，戎马倥偬中，无论延安中共人士去重庆，还是遇到川军将领，他都要托他们问候老师。1944年林伯渠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他曾托林伯渠将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带给张澜。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年老多病，再也不能外出，朱德每次去外地视察回京后，毫无例外，都首先去拜望老师，或请老师到自己家中做客，聊外地的所见所闻，国家的建设发展情况。吃完饭，还搀着老师一起去散步，边走边聊。

张澜去世后，朱德仍然关心他的后代，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1973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朱德把张澜的长子张乔啬、女儿张淑延、长孙张正华接到家里，和他们进行了一次亲人般的长谈。最后还问他们有什么困难。

回来后，张乔啬写信将谈话的内容转告给在外地的子女，他们也终于从迷茫中看到希望。

不久邓小平复出，文化大革命出现新转机。此后，张乔啬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在外地当铁路工人，正在挨整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尖子生的二儿子张达华也调到了对口单位。

1922年，张澜复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1923年罗瑞卿进入该校读书。张澜的次子张慕良与罗瑞卿曾是南充大林寺小学先后的同学，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因此，罗瑞卿经常到张澜家，得到张澜的耳提面命。张澜对这个聪明好学的后生寄予希望，送许多进步刊物，使年轻的罗瑞卿接触到救国的道理。

在张澜家里，罗瑞卿见到当时社会上为数并不多的《新青年》、《向导》、《独秀文存》、《新蜀报》等革命的进步报刊。罗瑞卿又向同学推荐，带动了身边的青年。不知不觉，有了一定的领导组织才能，加上他人长得高大，遂成为学生领袖。

1924年5月，军阀何光烈勾结南充地方劣绅秦童怀等抽收“佃当捐”。时任南充中学校长的张澜，立即组织师生集会，声讨何光烈，会后，他还亲自出面去斥责何光烈。同时，让学生领袖罗瑞卿和任白戈等人带领学生们游行反对“佃当捐”。游行中，正好与催收“佃当捐”的秦童怀迎面相遇，罗瑞卿一声令下，愤怒的学生将秦童怀一把抓住痛打一顿，严责其为虎作伥、帮助军阀搜刮、残害百姓的恶行。

何光烈听到消息，暴跳如雷，要抓捕领头学生。张澜安排罗瑞卿等躲起来，自己出面打理，又把自己的侄儿张默生交给了何光烈。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常满怀感情地对家人说：老师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不怕牺牲自己的亲人，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啊！

张澜也常常提到罗瑞卿的往事，“罗瑞卿不仅书读得好，还特别活跃。他和任白戈领导同学反对驻军何光烈横征暴敛时，真是有勇有谋，像个大将军！”

我国有一位研究藏学的先驱、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筱庄）先生，他1905年就读于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张澜时任校长，张澜认识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任乃强11岁考入高等小学堂，是这个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这样小的学生免不了淘气，学堂有一圈颇高的围墙，一天，他看到围墙附近有一架竹梯，就约同学把竹梯靠在墙上，小家伙迫不及待地爬上墙顶去眺望，那个同学想开玩笑，搬走了竹梯，悄悄躲了起来。他发现后急得大喊大叫。正好被张澜听到，走过来搭梯把他接下，然后捡起地下的一块篾片打了他几个手板。他觉得特别冤屈，从此很讨厌自己的校长。

但在听了校长的课后，任乃强对他渐渐变为钦佩与敬爱了。

任乃强回忆道：那时教学，全是在黑板上写讲义，学生照抄。我们发现校长格致课（类似今天的科学课）讲稿的书壳上，大书“半明白先生”五字。心想：“他都没有学通，就来教我们。”但听他讲的全都新鲜，没有可以怀疑之处，也没有人能驳倒过他。后来与同学议论：像他那样“卖独行”的教师，在别人，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而他却自署为“半明白先生”。这种虚心自律的精神，正可说明他品德高尚，叫人敬佩。

1910年，任乃强又转入张澜任校长的官立南充中学，因聪颖好学，更深受张澜喜爱，张澜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地理书和珍贵的日本版《支那疆域沿革图》借给他摹绘。任乃强第一次见到现代地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养成终身喜爱地图测绘与收藏的习惯。1915年得到老师张澜、卢子鹤等的资助赴京求学，考入北平农业专门学堂（北京农业大学前身），学农业经济地理专业，成为一位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后来，他深入藏区调查、研究，终成一代藏学家、民族学家。

1949年后，张澜仍关心他的这个学生。将任乃强关于川康藏建设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并关心他加入民盟的问题。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为和平解放西藏服务，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解放军入藏做出了重大贡献[4] 。

张澜党派关系

保持了民盟和共产党的紧密团结；阶级关系方面，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系；都是保证和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

张澜人物轶事

张澜于光绪年留学日本。1904年归国，创办南充县高等小学堂，这是清朝废科举、兴学堂时在川北地区最先兴办的一个学堂。虽叫作小学，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应过科举考试的童生，一般年龄在20岁左右，有大到30岁的。课程有读经、修身、历史和地理，有格致、算学、图画和体操。教师多是老儒。“格致”取《大学》“致知在格物”的意义。内容是讲一切生物、无生物，利用厚生的道理。

一般老儒对这门课是如对“丈六金身”，摸不着头脑的。张先生虽原是廪生，以辞赋见长，但他留学日本弘文馆，却是学的这门课。回国后，各地学堂都需要他。南充士绅以桑梓之谊把他挽住了。他给学校运回来许多日文科学新书、图谱和标本、仪器，并把他自己的私人藏书也寄存到学堂的图书馆，供学生阅读。那时的日本书籍，大半的字都是汉文，只夹用很少日本新字，稍稍学习东文(日文)就能看懂。他作校长，就聘请有个名叫中村的日本人来教东文。我11岁考入高小，是这个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特别爱看他带回来的地理书和地图。记得有一名叫《支那疆域沿革图》的巨册，我特别喜爱，要求借来托绘，蒙师特例许可。我从那时起打下了研究史地的基础。

学堂有一圈颇高的围墙，我与一个同学发现一架竹梯靠在墙上，我爬上墙顶眺望，被同学开玩笑抽去竹梯。我窘极了，大吵大闹。被先生听着，走来，搭梯接下，拾地下篾片打了我的头。我冤愤不止，从此恨他。但不久，便从对种种事实的感动，转变为钦佩他与敬爱他了。
那时教学，全是在黑板上写讲义，学生照抄。我们发现他格致课讲稿的书壳上，大书“半明白先生”五字。心想：“他都没有学通，就来教我们。”但听他讲的全都新鲜，没有可以怀疑之处，也没有人能驳倒过他。后来与同学议论：像他那样“卖独行”的教师，在别人，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而他却自署为“半明白先生”。这种虚心自律的精神，正可说明他品德高尚。

先生嫌原讲修身课的老儒言论迂腐，改为自己来讲。所讲的也是经史格言，但不是理学家那一套，而是鼓励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一类古籍成语。有一次期考，他出的题是“如何才能改过”。他并未曾讲过有何方法改过。考生问他，他要学生自己开动脑筋去思考。许多年纪大点的同学，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去阐述。我对经籍一窍不通，只曾读过《论语》，记得子路好勇和他闻过则喜的故事，便勉强写出：“惟有勇才能改过，故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自嫌17字不成文章。恰好历史课讲过了汉武帝晚年厌兵，下诏悔过。于是再配上一句：“汉武帝晚年悔过。”凑够24字搪塞，羞缩缩地把卷交了。万未料到，他给我这卷子打了100分，并用红榜贴出来，为全校示范。这真使我感到已被绑在高跷架上，不能不努力学习了。以后我有过失，老师总是用“你从前是怎样的”这句话来责问我，使我不能不痛改前非，力求上进。

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城内有府衙、县衙、经司、游击、外委、府学、县学等许多官署，满城都是官员、员司、兵差人役。商业街市并不多。学堂是由县官作监督。县官每出必鸣锣吼道，旗、伞、鼓吹、舆马、照牌一大路。他随时开进学堂来，接受酒食招待，遍及从人而后去。原先是县学训导骆腾焕(骆状元的父亲)作校长。骆到甘肃作县官后，表方先生受聘作校长。他对府县官来校，只在客厅待茶汇报。要求夫马停在校外：“以免扰乱学业”。县官邓隆，仗恃进士出身，又是候补道员的头衔，对此冷遇，怀恨而无可如何，从此不再吼道来校。官绅间的摩擦也尖锐起来了。邓隆讦告先生为“革命党”，但无实据，未能成罪。先生亦联合县绅讦发历年县府陋规，及邓隆的父亲同住署内，潜出招摇纳贿各事。结果绅方胜利，邓隆被调走，许多陋规也取消了。
那时南充的绅士，分为两派。有林举人(名宝书)、肖拔贡(名子仪)等把持“三费局”，专为县官办理筹款、纳捐的事。每借兵差、官差、学差、赈灾、禳解等名目，通过“三费局”的局绅(例由官府派任)向民间筹款。筹款一万，入官七千，局留三千，是公开的官绅分赃规定(此外还有衙门直接贪赃的规定，都是公开收费)，所以叫做陋规。县官全年的规俸不过百多两银子，而从陋规取得的，则往往超过一万两。府衙的陋规更多、更大，所以有“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地方的“局绅”们，虽只喝点陋规余沥，也无不发家致富。因此民间把受派入局比于“拜相”。他们既由县府拨用，自然唯命是听，甘作县官鹰犬。有时陋规太多，遇上峰批斥，他们就用地方绅民名义去为县官辩护。官绅如此勾结，所以陋规不断膨胀，漫无制约。这是封建政权日趋腐朽的一个原因。各县皆然，不仅南充如此。
先生回国后，发现局绅无耻各节，乃于作校长时聘县中正绅有学才德者：胡德宣讲地理，邓克钦教数学、图画，王焕廷教语文，何淦侯讲经学，任玉阶、曾慎修为监学，庞明钦办女学。团结一致，与官吏、局绅斗争。清廷既已颁布“预备立宪”，许各地组织农会、商会、学会。先生乃同各教师分别联系群众，组成这三个公会，在大北街成立三会公所，依法取得全县民意机构地位；联名申请裁并“三费局”，与户房合并为经征局，直属于县府，不再代表民意。这一胜利，把林举人、肖拔贡那批劣绅的“相权”摘掉了。

(旧时，府县衙门都有六房典史员差办事。吏房主铨选；户房主田赋；礼房主祀典；兵房主盗贼；刑房主刑法；工房主工匠。惟户房权势最大，刑房次之。余四房最冷落，几乎无事可办。后遂裁废。)旧时陋规，亦陆续有所裁革，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了。

清朝末年，地方社会崇尚“斯文”(俗语用于称读书人为斯文)，出门要穿鞋袜、长袍、马褂，戴披肩风帽，勾腰驼背走路；若还不拿拐杖，就要提个烘笼。这才叫作“斯斯文文的人”，才会受人尊敬。表方先生办学，首先提倡体操。在南较场办运动会，大字悬牌：“禁止风帽、烘笼入场”。又旧规妇女都缠小脚，出门虽一条街，也要坐轿，不能把脸给人看见，读书只许读《女儿经》。先生回国，才创办女学堂(后改称“端明女校”)，开“天足会”(先叫放足会，劝妇女放足。后来放脚的人多了，才改称天足会，不许小脚女人加入)。先说服开明士绅家送女入学，再由一批女生去提倡、串联、组织，逐步把风气改变了。
学堂第一二批学生，大都是学过八股文，应过科举试的富家子弟，穿着华丽，但功课却做不走。也有几个贫苦学生如任依塽等，学业都很出色。先生要矫正风气，提倡朴素、勤劳，每期考试，各班前三名都免交食、学费，还奖给图书。他常到自习室来辅导学生(那时学校建筑分教室、自习室、寝室、大礼堂、大操场、食堂和厕所等部分，学生过集体生活)。对于贫寒学生，慰勉备至，格外亲切些。浮华学生怕被抽问，见他来时，总是把头埋起。他曾在讲台上讲述“绣花枕”的故事，说得那些华丽无实的学生面红耳赤。表方先生培育出来的学生，大多能敦品力学，多少有所成就。
南充在宋明两代，文化较高，学士、文人、名家颇多。清代文风衰竭，读书人只习股应试。科考也多是买外县高手顶替，举贡生员，几乎没有一个通入。先生家近西充。西充地瘠民贫，学人努力，学风踏实；治经史，成进士者多。太老师海楼先生，曾向西充名家受业，回县教学，才开始在上西区打开了经、史、辞章的门径。较远的县城与东、南、北区，学风仍是很落后的。即如县城首席局绅林举人，就是谫陋不通的代表。他给某孺人做了一墓志，镌立在西郊赛云台山上，其中有“暮春之交，暴雨横行……是皆予所目击见闻也”等语句。先生与罗梓青、蒲伯英、胡德宣四人游山看见，相与捧腹大笑。四人各凑一句，用瓦片刻在碑文上道：“好大一篇狗屁，尽是目击见闻；若要狗屁洗净，还等暴雨横行。”(这是罗梓青先生谈的。我1927年游此，还看见这个碑与瓦片划字存在，证明罗言不虚。)自从张先生办南充高小以后，学风大变，这样文句不通的人逐渐少了。然而在此以前，连举人也是这样狗屁不通。

三费局撤销后，林举人、肖拔贡对学堂恨之入骨。林举人自知不济，都还罢了。肖拔贡自信是饱学的，也在社会上联络一些人，去“包围”县官，自告奋勇要“打倒张澜”。

人知道学堂宣传科学文明，骂他是老腐败。他也卖弄歪才，在他当街大门上贴一副过年对联道：“张吻鼓颐，吸血呼膏，真所谓蚊鸣世界；济困扶危，出经入史，原无愧虎拜先生。”西兴场有个姓蒲的学生，性滑稽，素来憎恶肖的言行，他用白纸写了一副短联，半夜贴在肖家门上大红对联的下面：“三费局张了贪吻，鼓了馋颐；肖子仪出的月经，入的狗矢。”于是此事传遍学校。学生们把两副对联说与张先生。先生微笑道：“这位拔贡一片虚骄，实无学问，饾饤成词，典实疏谬。他的上联，恰好像他们在三费局的自赞。他的下联，恰成了他们对官吏犬马效劳的报功。蒲生的上联还切合其人，下联则不成辞矣。”学生们说：“骂他是阴类丑物，我们就觉骂得好。”先生正色教育道：“评论人物，须当心安理达，恰如其分。虽当面言之，亦能折服。不可涉于刻薄谩骂。若说他们谄谀助虐，是纾的吏困，扶的官危，却符合事实。月经、狗矢就太庸俗了。”学生又说：“蚊鸣、虎拜，就是他在谩骂。”先生笑道：“可能是他在骂街。但若用经义解释，就等于他在骂自己了。所以应该说他是典实疏误。”于是学生问：“他这两句出于何典?”先生笑道：“《诗·齐风》‘虫习薨薨’，为‘苍蝇之声’，喻小人成群谗害君子。蚊鸣无典。蝇蚊同类，可以借用。这岂不是他自明谗口，《礼·檀弓》‘苛政猛于虎也’。虎拜无典，只有此典。这个拜字岂不恰好表明他与官吏勾结的身份么?”先生之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方法，大都如此。

封建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迷信宿命。关于先生福泽，地方上也有许多传说。何淦侯先生说：“先生诞生的一夜，太老师梦见大海汪洋，有一小舟荡漾，不能自进。海浪时起高澜，推舟前进，浪复一浪，推动多次遂达于岸。故为先生取名澜，字表方(方，是方舟之义)。”何又说：“先生面相，山根有断纹。相法云，40岁死。尝病虐，大烧谵呓，自言梦至一大殿外，见张榜云：张澜40岁。怒，撕去40字。其后满40作川北宣慰使，乘马，马忽暴跳，坠地臂折，几死；然竟治愈。”说者以为阴德之报。我曾问先生“信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偶然之事，迷信者以为果然。相士先有妖言，故懵梦中有此谵语。省躬清明，无所畏怯，则亦无验。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信之有害，斥之无益。但当修身力学，无须问此。”
清宣统三年(1911)，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建议把征派民股的川汉铁路收归国营。四川咨仪局邀请各州府民股代表到省城商讨，代表们一致表示抗议。四川总督赵尔丰，狃于他经营川边的胜利，颟顸栗妄，逮捕了议长蒲伯英、副议长罗梓青和言论激切的民意代表13人，张先生就在其中。逮捕形式，是邀请入署议事。初亦在客厅供茶。悻出，先饬放弃抗议。蒲等拒绝。赵悻然退入，率武装士兵再出，厉色咆哮。诸人各俯首无语，独先生高声斥责道：“请来议事，何得如此威胁!”于是有持刀武士在先生肩上架一刀，持枪弁兵对胸前抵一枪。来客皆泣下。先生则毫无惧色，侃侃然持理争辩。赵不能屈，怒问：“你叫甚名字?”先生抗声云：“川北民股代表张澜。”赵悻悻然退，遂拘禁13人，奏请侯旨斩决。
13人在拘禁中，料定必死，或泣或默。议长蒲伯英，每宽慰诸人，谓：“表方一人捋了虎须，恐不能免。但立宪方开，我辈当无死理。”遂倡赋诗，会文消遣。诸人多作冤怨叹诗，先生则多用“正气歌”寓意。原作我不能记，但记一事，足概其余。有一次，蒲倡“撞诗钟”，题为嵌青黄赤白黑五字，半日莫有应者。或问蒲，“愿闻成竹”(谓出题时必已有成联)，蒲亦无有。先生从容曰：“得一联，或可搪塞。”联云：“黄州赤壁东坡赋；黑塞青林太白诗。”阖狱称叹，有泣下者。蒲伯英赞不绝口，每对人言：“表方气节，人所共知；他的诗才，则还少人知道。从这一联，就可看出他巧思超妙，运典如神。尤难得的，是他表现的风趣、情操。显得他气壮河山，临死无畏，雍容闲雅，仍从敦崇友谊方面构思，真有生死不渝之概。”(黑塞、青林，是杜甫梦李白诗语。)
赵尔丰这一着，未能杀害这13人，反把他自己的脑袋搞掉了。自13人被逮消息传开，全川各县人民次第造反了。各路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要求释放13人。赵的兵力镇压不了。清廷亦不敢轻许杀害民意代表，只派大臣端方率新军入川“查办”。端方甫到资中，黎元洪已在武昌起义。

新军哗变，杀了端方，退回湖北，参加革命军。不久，清帝便交出政权了。赵得清帝退位消息，向13人议和，交出四川政权，让同志军入城，成立四川大汉军政府，推蒲伯英、朱庆澜为正、副都督。这时，张先生任川北宣慰使，率军回顺庆，部署新政。他素知封建官吏罪恶，每因人民控告，惩治贪污、凶残的吏员不少。杀晏弘事，是民间最流传的。
蓬溪县大地主晏弘，起家衙吏，以袍哥首领为县局绅，作恶多端，人莫敢讦。宣慰使至，拦马控告晏弘者甚多。既加逮捕，则函电营救都沓至；并有结队拦舆求保释者。先生谓僚属曰：“保晏弘者多于控晏弘者，诸君拟如何处?”或曰：“宜释放，候查。”先生曰：“不然。我观控晏弘者，尽皆衣服褴褛，指有受害实事。保晏弘者，莫不衣冠楚楚，不言其于社会有何可称，而徒作求情空言。恐一经释放，穷人们的冤忿更大。宜查实置于重典。”遂斩晏弘。各州县劣绅、衙蠹闻晏弘死，皆逃遁潜匿。川北吏风，缘此而肃。
先生在顺庆坠马伤重时，成都在10月18日有赵尔丰所属边军索饷哗变、劫藩库事。蒲、罗惊骇，潜匿不出。遂有凤凰山新军与保路同志军入城定乱，推尹昌衡为都督。尹杀赵尔丰，撤销四路宣慰使。先生伤愈，同罗梓青赴京任众议院议员(蒲先在京任参议院议员)。袁世凯图复帝制，改组众议院。先生还乡任顺庆联中与南充中学校长。
蔡锷从云南组织反袁联军，派人到四川联络反对帝制的人。有两人到川北来做工作，逢人便说“找张罗”。“找张罗”，是乡俗读书人向人求周济的代词。他二人用寻访友人的暗语，沿途访问张表方与罗梓青，没人怀疑。罗梓青住西充城内，容易找得。张先生寒、暑假住在偏僻的张冠沟(是佃耕西充王姓的田庄)。他二人多方寻到，次日便同先生经西充与罗一路回顺庆布置起义。不久便联合第三师师长钟体道等军队和地方武力，在顺庆树立讨袁联军旗帜。众推张先生为川北道尹，主持民政。
先生住南充中学校内。记得一夜，他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讲述袁世凯篡国经过，探测群众态度。学生中有二人发言，表示愿加强军事教育，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获得全场响应。先生一面聘请退役军人赵保桢教操练，发动全校师生每天下课一齐赴操场进行锻炼；一面广泛发动地方人士组织武装和寻找宣慰使任内的旧部，发展武力。既得钟体道支持，川北反袁独立便成功了。
在独立前，袁世凯已派其心腹陈宦主持川政。还派有曹锟、吴光新、冯玉祥等率北洋军入川，分驻川东要地，准备镇压。倒袁工作做起来十分艰苦。由于先生德望宿孚，号召有力，群众同心，地下工作顺利。酝酿数月，未曾有过内叛者。时北洋军旅长冯玉祥驻镇顺庆，知南充中学练习军事操，饬县府传话禁止。先生谓来使曰：“袁大总统顺民意请求，筹复帝制。既已‘万众归心’，还怕学生造反么?方今万国皆是全民兵役制，我国的征兵制度，势在必行。本校提倡军操，正是先进学制，岂可勒令停止?”便引使者到操场看操，全是木制假枪。笑谓使者曰：“烦转达知事和旅长放心，这些青年学生中间纵有好事者，凭这木枪也造不了反。若还监督张皇失措，传令禁止，笑话流传，反使人心不安，有伤治道。”县府遂以木枪为解，回复冯旅。冯终疑之，而不能难。一日冯便衣简从自来学校察看，他已先闻先生伟躯长髯，留心观察，先生亦在操场与师生同练，心自钦佩。又似欲试先生胆识，故作威胁。有意行抵先生附近，询一教师：“此人是谁?”教师知他是冯玉祥，惧当场逮捕先生，嗫嚅不敢对。先生昂然走近曰：“我叫张澜。”冯渐沮，唯唯而去，冯旅不久出川，钟三师填防川北，遂宣布反袁独立。
先生作嘉陵道尹两年，澄清吏治，振兴实业，弘扬教育，整饬风纪，声誉隆洽，前所未有。蔡锷病死后，唐继尧统滇、黔军时取四川。北京任命先生为四川省长。

时刘存厚附北洋政府，代表川军驱滇。战祸反复，民无宁岁。川北绅民不愿先生离任，或劝电辞，或劝留顺庆就任。先生曰：“川滇战争连年，未有了局。川北独立，终非长计，苟有调解机会，不可轻弃，此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无负川人所望可也。”遂决以卢子鹤先生代道尹，钟三师仍留川北，自己轻车简从，身赴成都。抵成都时，川滇两军正激战。月余，无可设施。刘存厚败走汉中。先生欲回川北，顺庆已被石青阳攻占，钟三师败入汉中。张、卢两先生俱赴北京。北洋政府饬用省长行署名义，保持反攻。未久，钟部亦被刘存厚吞并，川北全局摧毁。先生亦于1920年奔母丧回县。

先生治理川北的方法，是一切取法诸葛武侯，以身导化，开诚布公，信不赏必罚，循名责实，虚伪不耻。并也确曾做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遣，风化肃然”，一时有“川北圣人”之誉。隐德庞多，先生从不自言；但有丰神所度，使人畏敬而已。我曾欲写先生行状，求先生告以所不知的事。先生不答。请久之，先生徐徐云：“我不自觉有何可值称颂者，一切行心之所安而已。只有一事，非心所安。”以下敬录先生原语：
我作嘉陵道尹，未曾迎养老母入衙。一个岁末，封印后，回家省亲，准备过年。弟兄聚议：年节，来客必多，接待费如何筹措。或主张趁年节未到，先行遍辞亲友，以节糜费；或谓近亲可辞，远友尚多，拟向至亲借贷筹措。议久不决。老母闻之，出谓我等曰：“你们来此佃耕，已四辈人了。焦悲寺那点祖业，还在佃给人耕，我早就主张卖去，你们不肯。现临过年，等客需钱，卖了它岂不够用了么?”我弟兄总以出卖祖业为不可，欲不从。老母厉声决卖，只合遵了。
先生作道尹时，年45岁，谈此事时，年已70。我生平闻先生所自述者，仅此数语。
百行惟“戒得”最难。古今服官者，无贤，不肖，莫不“润屋、润身”，于车马享受之外，置产连田，转为富室。即有廉史，亦多属庸碌自好之士。于社会民生，无所裨益。先生于军阀猖狂之世，南北混战之间，赤手起兵，参与推翻帝制，能保持川北一区二十余县人民于兵燹祸乱之外，安居乐业。军民爱戴，令行禁止；而其家计窘乏如此，迄无人知。环堵萧然，先生亦若曾无所觉，致劳兄弟愁商，老母刚决，为延宾而卖去祖业。比于侃母剪发，海家红袍(陶侃母剪发事载《晋书》。海瑞家惟有一领官服，有大红袍传奇)，不更为难见之奇事乎?
先生家历世佃耕西充王姓田业。作道尹时，太师母已年近70，不受迎养，仍同妯娌们操劳家务。先生作省长时，师母与子女仍在田野劳动。石青阳既占顺庆，所部皆招自绿林，习于劫掠。既以张、卢为敌方，查抄财产，城内一无所有。询地方人，虽怨家(如“文党”)亦称其廉洁。石派人暗访到乡，见其家人勤劳，耕作熟习，坦然无忧戚之态，嗟叹而还，报曰：“川北圣人之誉不谬!”于是莫敢议及先生家口。亲友因而获保全者亦多。
其后蒋介石入川，召见先生，先生不赴。蒋甚忿恨。有人承旨诬先生侵吞川汉铁路股款，蒋扬言将兴大狱，以胁先生。有人劝先生出辩。先生曰：“将为避其威胁而辩之乎?苟欲杀我，辩之何益?若只威胁，则事实明着，何庸辩说?辩口当寄于舆论，舆论自有公道，何用辩为?”竟坦然不理。威胁谰言，果自息灭。
先是，川汉铁路随粮附加的股款，保路同志会既已争得，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开过多次股东大会，议决仍继续征收，立即动工从宜昌修起，东段修向汉口，西段修向重庆、成都。江西李烈钧发动第二次民主革命失败后，政局混乱，器材缺乏，工程停顿。最后一次股东代表会议，为防止军阀挪用股款，决定把款长期存入中国交通银行保管生息，由保款董事会经理核算，随时向代表大会汇报，以待复工。四川军阀混战，股东大会迄未召开，保款董事亦未改选。存款本息若干，历年无人过问。先生任嘉陵道尹与四川省长期间，提倡留法勤工俭学。南充先已送出十余人。留法勤工，到后来虽有人接洽安排，而长途旅费所需仍多。四川农村贫乏，学生清苦，出省求学与留法勤工，皆有困难。因有人建议借用路款，俟各地留学生学成就业后归还；交由在京省长行署办理。先生极为赞成，派人与财政部、中交两银行及在京股东，董事等商定，委省财务处长奚致和主持其事，那时我正在北京农学院读书，与农院川籍学生每人都按规定借支60元，具有手印借卷。申请留法勤工者借额较高(系按留学地点远近规定借额)。事实上，因先生卸省长任后无人催问，其款没人归还。
当蒋帮威胁谣诼发生后，我在重庆，为先生担忧，曾去问过先生：“当时借卷，还全部保存否?”先生不答。久之，反诘曰：“你问此何意?”我嗫嚅不能成辞。又久之，先生微笑曰：“你怕清算路款么?”我惭答：“然。”先生正色云：“咱款早就该清算了，你们借了钱的人怕算；我就与你们不同，我就赞成清算。只可惜四川没有人能说清算和贯彻清算罢了!”我说：“我借的60元，归还不难。也知先生不怕清算，可畏的是他们不是为的清算，而是嫁祸诬蔑，遂其陷害阴谋。”先生微笑云：“你太稚气!所谓人言可畏者，非谓谗谤之言。孟子言：‘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奚致和是个精细的人，当时不但保存着借卷专档，并复制有清单，一丝不苟，分报财政部、银行、董事会备案。省府移交时，全案就已清算点验，取有总结保存。他尚且对此谣诼漠然不理，你还替我担忧么?”我受到这次教训后，也懂得对待陷害诬蔑的道理了[5] 

人物评价

毛泽东：“表老啊，你的人好、德好，你是与日俱进啊。”

胡耀邦：1980年民盟中央举行迎春茶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张澜，他说：“我感到这位先生有两条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我觉得他身上的这两条，这两大优点，对许多人，对我自己，印象是很深的，勉励是很大的。”

丁关根：“张澜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我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发表题目为《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同志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的文章，文中评价：

张澜始终保持着无私的品质。这种宝贵品质，他自己叫做“无欲”。用毛泽东的话，就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他言行一致，生活艰苦朴素、生平极为注意自我修养，是一位热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