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6
张澜先生建国初在与朋友的谈话时曾说到:“我一生就办了教育”。1899年应蒲殿俊的邀请张澜到广安紫荇书院任教习,开始其教书育人的生涯。此后在家乡办私塾、创办南充民立(高初)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女子端明女塾、南充建华中学等学校。先后担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兼教务长、顺庆府中学堂监督(校长)、成都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训导长)、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兼端明女子中学校长、成都大学校长、南充中学校长、建华中学校长等职。张澜办过大学、中学、小学;办过普通学校、职业学校;朱德、罗瑞卿都是他的学生,其直接从事教育工作近20余年,后人称之为“蜀中学子半门生”。张澜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为四川、南充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6年至1931年,张澜任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学校能否办好,教师质量的高低是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张澜办教育多年,深知这一点。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北京,耳闻目睹了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情况,当他担任成都大学校长后,即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口号,竭力罗致人才,以改变四川人才交流困难的状况。他用人唯才,不拘一格,既不问党派,也无论新旧;既不分青老,也不管帮口;只要有真才实学,就礼聘任教。至于人才来源,一是教师推荐;二是派人出省专聘。1929年6月28日,张澜派君毅、沅叔、李劼人等利用1929年的暑期,出川为成大招聘教员,张澜亲自到成都东门外水神寺大码头为他们送行,寄以厚望。数学系的魏时珍、化学系的曹四勿、生物系的罗世疑、周太玄等,就是张澜通过“中华庚款文化基金会”秘书长任鸿隽重金从京、沪邀请来校的特聘教授。
1926年张澜接掌成都大学时,仅有75名教师(与师范大学共用),到1929年成大已拥有教师14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83人,讲师56人。不仅在四川三大学中领先,在全国21所国立大学中,也名列第七。
在成大所聘的教师中有“蜀学宿儒”,如龚道耕(经学)、林山腴(《文心雕龙》、《史记》、《文选》)、蒙文通(经学)、伍非百(诸子);有新派人物,如吴虞(国文、先秦诸子)、李劼人(文学概论)、吴芳言(古今诗歌);也有年轻教师如曾济实,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年仅26岁,即被聘为系主任;有国民党人熊晓岩、张铮、曹四勿、黄季陆;也有青年党人李璜、何鲁之、陈启天、魏时珍;同时也有共产党人杨白恺、赖名珂。这批教师多数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在学术上确有地位的学者专家,对学校的教学科研都有重要贡献。
为吸取西学之长,还聘请了不少外籍教师到校任教,据1929年成大教职员名册记载,外籍教师即有28人。按国籍分英(含加拿大)、美各14人。当时在僻处西陲的四川教育界能有这么多外国人任教,是很不寻常的。
对于崭露头角的新派学者,他更是顶住压力,坚持礼聘到校,如被清华学校开除、无大学学历的“白屋诗人”吴芳吉。
吴芳吉是重庆江津人,1896年出生,世称“白屋诗人”。十三岁写出名噪全川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被誉为神童。1910年,吴芳吉凭才华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科班。1912年因抗议美籍教师无理辱责因病缺考的中国同学,吴宓和吴芳吉等十人被选为罢课代表。吴芳吉年纪最小,仿骆宾王《讨武曌檄》,撰写《讨校长檄》,署名求公道。后拒绝认错被校方开除,时年16岁。这以后,吴芳吉一边读书,一边创作,一边从教,从教足迹遍全国。他凭自己的学识声望和至交好友吴宓等的介绍,作过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先后受聘于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名校任教,并与重庆籍教授一起创办了重庆大学,任文科系主任。他是享誉一时的诗人,创作了著名诗作除《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词》、《巴人歌》等,被公认是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诗人、文论家、教育家。
对吴芳吉才学人品深为认同的张澜力邀吴芳吉到成都大学任教。1927年9月20日,吴芳吉应张澜先生邀请出任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在成大,学生们十分欢迎他,上课座无虚席。成都各校纷纷邀请他任教。为了生计,吴芳吉还兼任了华西大学、敬业学校、成都第一师范等教职。在声名鹊起时,也遭小人嫉妒,1928年寒假便返回故里,应江津聚奎学校邀请修校史,似有不返之意。
张澜闻讯很着急。1月19日致信吴芳吉:“共处数月,相见恨迟。临行之约,务希俯从。太夫人处,谨奉数行,藉候起居,并请慈命为四川文化前途及莘莘学子留先生也。现校中应行整顿各项,业已积极办理,颇有端绪,并请先生于讲席之外,担任本科中国文学系主任。先觉先知,为乡贤劳,当亦先生之所许可。此后教程计画,亟待高明指导一切。春初务祈早日莅校为祷。”
张澜同日还致信吴芳吉的母亲吴太夫人:“吴太夫人侍右久仰慈晖,未遂瞻拜。令公子芳吉先生,英年绩学,海内知名。历主讲坛,蜚声黉序。凡识先生者,莫不谓化雨春风,皆出自太夫人之训迪也。”
张澜从“关系四川文化前途甚钜”、学子瞻望、尽孝方便等角度意图说服太夫人“早止芳吉先生外省直行”。
吴芳吉似乎并未被说动。4月13日张澜再次写信:“去冬判袂,一再挽留不得,旋复函请。萱堂代为敦促,亦不见纳。初以台端志在四方,未便强人以所不欲。近闻孝思不匮,又值国步多艰,依然奉母以家居,未遂出山之远志。而敝校今年行课已两周矣。各系照常,且有进步,独中国文学系自前主任向仙乔君辞职后无人继任,以致教材艰于物色,至今尚付阙如。成大为西南文化最高学府,以中国国立之大学,而于中国文学系,不惟不能继长增高,而乃听其退化,甚至无以维持现状,敝校固无以解惭。吾川不乏教育大家,而亦坐视文学倾頽至于此极。质之台端,爱护乡国、乐育英才之初心,未必不怦怦有动。用特再以本校中国文学系主任相屈。谨以草率之书藉作蒲轮之迓。如蒙允诺,惠然肯来,既上慰门闾倚望之殷,亦足表桑梓恭敬之念,不独本校感荷已也。”
期间,闻听吴芳吉与吴宓有清华大学之约,张澜当即连书两信分别致书吴宓和吴芳吉。张澜致书吴宓:“北京清华园吴雨僧学生鉴:吴君芳吉现任敝校文科主任。据云先生约其到北京,遂尔辞职。蜀中聘人不易,吴君若去,敝校必顿生困难。北京人文渊薮,易觅长才。敬祈允予吴君留川,则敝校不胜感激也。专此奉达,并希电覆。”
随即,张澜致信吴芳吉:“吴雨僧先生电已发,稿附陈,请先生即决定留川为感为荷。”
吴芳吉为张澜真情打动,1928年6月份终于回到成都大学。
1931年,张澜先生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返回南充,行前与吴芳吉话别:“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并以贾谊的“黄鹄一举兮,见山川之行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相互勉励。
张澜在用人问题上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也曾遭到一些守旧人士反对,如成都七贤之一徐炯就顽固反对吴虞任教,他说:“吴又陵(即吴虞)不忠不孝,怎能为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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