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当众称赞张澜:“表老，你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就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别人起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表老啊，你的德很好，是与日俱进的啊。”“旗帜”就是指张澜一生都高举民主与进步的旗帜，“与日俱进”就是指张澜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相伴。“旗帜”“德很好”“与日俱进”这是张澜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的领袖对张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一生的高度评价。胡耀邦总书记也曾高度评价张澜:称张澜有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有强烈的正义感。我们党的两个主席，先后给张澜如此高的评价，真是张澜有幸。

（一）扶共------张澜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前的民主革命活动。

1、在北京办《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1918年5月2日，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张澜到达北京，向北洋政府述职。当局以川事非短期所能了结，命他在北京设立四川省长行署。张澜到达北京的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第3个年头。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消息传到中国，张澜的思想迅速转向这一世界的新生事物。他不顾北京政府封锁消息、禁止宣传，毅然决然如饥似渴到处寻找先知先觉者，研究实现2500年前中国先圣们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1918年底，张澜以四川省长的身份接管了《晨钟报》, 改组为《晨报》, 任《晨报》常务董事。张澜先生主持报社工作后，聘蒲殿俊为社长，李大钊、瞿秋白等进步人士为编务。此外张澜还为《晨报》设置印刷厂，印刷出版过《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丛书》。《晨报》不但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而且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早的阵地。1919年4月28日张澜在《晨报》自由论坛上写了《答梁乔山先生书》，以书信往来方式发表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他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为时不远。他列举了种种原因，并且说明了方法和步骤，以及注意事项。它不是一封普普通通讨论时事的信，而是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书，是张澜最早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表现。张澜是在报刊上公开讨论社会主义的第一人。

1949年10月1日，张澜（右二）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澜积极支持，并置身于运动前列。《晨报》在显著版面详细报道了北京和各地的学潮、工潮，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对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支持和帮助爱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张澜在北京两年多，他不仅同李大钊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接触，受他们的影响，自己也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在革命的实践锻炼提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初步由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兴奋地对当时在北京的老朋友卢子鹤说:“共产主义将来一定会在中国成功，因为中国穷人太多，人民苦极了”。四川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张秀熟说:“表老支持共产党，早于四川共产党的成立。四川共产党组织成立是1925年的事，而表老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向往马克思主义了”。在这个时期，张澜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重大转变，也是他在艰难的行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的起点，走上了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

（二) 护共---- 家乡办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支持群众的革命活动。

1922年，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在学校的教学中，张澜特别注重新思想的传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聘请了袁诗荛、张秀熟、等思想进步、业务水平高的青年教师任教。袁诗荛在反袁时参加过南充学生军，是四川早期共产主义者王佑木的得力助手，五四时期四川学生会的副会长。张秀熟是学生会的会长。当时南充并不缺教师，而张澜要他们介绍经过五四锻炼，具有新思想的教师。

张澜在滞留北京时，有感于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对国家民族的影响，曾致函好友鲜英，嘱其仿《晨报》宗旨办一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纸。回川后促他供给经费，担任董事长，介绍“少年中国学会”陈愚生为社长。1921年1月《新蜀报》办起来了，后又进行改组，沈与白担任社长。聘留法回国进步青年周钦岳任总编辑，周钦岳请来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陈毅任文艺副刊主笔。陈毅在报上陆续发表十万字的文章，吸引读者。    1923年，早期参加共产党的萧楚女来到四川，先担任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后受聘担任《新蜀报》主笔，负责该报社论和时评。两年半之中，发表了一百多万字文章，有效的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新蜀报》上写文章的共产党人还有恽代英、张闻天、廖划平、杨闇公等，他们把《新蜀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阵地。《新蜀报》不仅在重庆而且在全川很有影响，成了不是党报的党报。      

张澜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时与师生合影

（三) 保共----担任成都大学校长，把成都大学办成当时西南的“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在家乡同情、支持、掩护、帮助共产党。

1926年4月，张澜被聘任成都大学校长。他提倡科学，主张民主办校，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党化教育。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国共分裂，进行清党。在白色恐怖下，张澜以大无畏精神于7月24日在学校贴出了一张布告:“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各种主义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以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动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张澜还在成都大学“教育学会”成立会上说:“现在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

1927年，四川军阀王陵基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张澜一方面严词谴责军阀的暴行，一方面做刘湘的工作，撤消了对共产党员杨伯恺、肖华清、罗世文的通缉令。

1928年，张澜积极参与营救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还营救过车耀先、席懋昭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

张澜在成都大学期间，支持中共党团及外围组织的一切活动。对校内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大为支持，该社于1927年1月创办的《野火》周刊，就得到张澜鼎力支持，在学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张澜用自己的工资每月补助50元，使其出版。这个刊物在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师生参加革命活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29年，张澜支持社科社创办了《科学思想》期刊，约请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写稿。守旧派、顽固派对此刊常加非议，张澜说:“我办成大，学生究竟走什么道路，对社会起什么作用，必须有明确的主张，就是我办刊物的旨趣。”该刊发行后，校内外订阅者颇多，对青年思想影响很大。

张澜在南充时，住在城外的永安乡南溪口。从1938年到南充解放，永安乡一直是中共南充地方组织的根据地。张澜亲自挑选的永安乡乡长邓灵轩就是1938年入党的。全乡保甲皆为中共地下组织掌握。1939年2月建立的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就设在永安乡南溪口小学内，在张澜的掩护下，一直没有被破坏。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和南充地方的负责人均在永安乡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南充的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

张澜在国立成都大学期间与师生合影

1943年，张澜被选为成都著名慈善团体“慈惠堂”名誉理事长，他以“慈惠堂”为掩护进行民主活动。共产党员王干青、肖华清、李筱亭、周烈三、吴恩灼、袁观均在慈惠堂担任重要职务，中共、民盟领导人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常来此联系工作。使该处成为地下党在成都的重要据点之一。

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张澜致成都市政府(1943年6月18日)

（四) 联共----组建民盟与共产党风雨同舟

1941年10月，张澜于危难之际，受周恩来劝勉，出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他与中共紧密合作，战时主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战后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常与蒋介石面对面斗争，影响很大。

1943年张澜写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小册子，详细阐明民主政治需要的五个条件和民主政治三大优点，指出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政治都要以民主政治为最高原则。其思想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吻合的。蒋介石把它列为禁书，延安《解放日报》作了专题报道，各地秘密翻印，广泛发行，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要建立联合政府，其中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他把民盟与两党并列，作为参加全国中央政府的党派。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前两天，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党内通知，在中共的文件里，第二次把民盟列为同国共两党平等的地位。是共产党首先承认民盟的政治地位并给予支持。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澜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机场迎接。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再度与他长时间密谈。张澜建议把国共双方关起门已经谈拢的内容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事后不认帐。毛泽东欣然采纳，称赞他“老成谋国”。毛泽东希望张澜以其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希望他协助地下党发展地下武装，张澜完全同意并努力去做。

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对政协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等问题作了决议，决议与中共的主张是一致的。周恩来还与张澜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密切合作，采取同一步调，挫败反动派的阴谋，促使会议成功。由于民盟和共产党坚持合作，终于使政协会议通过五项决议案的胜利。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时，张澜领导民盟拒绝参加。使国民党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民盟也保持了它在政治上的纯洁性。

（五) 拥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新中国的领导工作。

9月30日，张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表示，民盟立下宏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张澜在以后的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强调民盟要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与共产党实行亲密合作。

党中央对张澜非常信任，凡是国家大政方针都要和他研究。周恩来还经常登门同他一起坦诚地商讨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张澜推荐的非党经济建设专家，毛泽东、周恩来多予采纳，毛泽东还尽量把党内文件和相关材料派人送给张澜阅读。朱德每次视察回京，总要去看望张澜，摆谈他视察所闻所见。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亲自和张澜一起研究宪法草案。他们关切地说:“表老多年来希望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请多提意见”。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张澜激动地说:“我强忍着兴奋的热泪欢呼伟大的愿望实现了”。在本次会上张澜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他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